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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良知思想及其教化价值

时间:2019-03-01 来源:《才智》杂志 作者:admin 点击:

  摘要:王阳明的良知思想对于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具有启示作用。良知将封建时代的纲常伦理植根于人的心理需求之中,使其没有完全成为一种外在规范,使封建纲常再度焕发了活力。今日则可以将封建纲常置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植根于人的内在良知之中而成为一种内心需求,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更具积极性、主动性。

  关键词:良知思想论文

  一、“致良知”思想提出的社会历史背景

  社会经济背景。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明代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农业与手工业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以雇佣关系为基础的生产方式逐步走向成熟,从而加速了传统以“自给自足”为主的自然经济到雇佣劳动关系的转变。在雇佣关系中,传统的“三纲五常”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已经不能正常运作,取而代之更多地是人们对经济关系中利益的追逐,关于这一点,王阳明敏锐地注意到,“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如何让世人更好地处理伦理纲常与功名利禄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破除世人的“功利”之心,王阳明便阐述了“致良知”思想,为世人解开答案。

  社会政治背景。王阳明时期,明朝正值内忧外患,土地兼并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农民揭竿起义。这不仅动摇了明王朝的根基,对理学也产生了极大的撼动;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叛乱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作为理学的极大推崇者,内心却不是对理学的极大信奉者,不受外在天理的约束,这是对封建伦理的违背。

  因而这二者暴露了理学当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尴尬处境。当时的社会状况使得当时的思想家意识到:想要维持封建统治思想,深入人心,挽救当时的社会状况,依靠天理的外在强制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开辟新的道路。王阳明的一生就是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度过的,并深感人们与外在天理的冲突。他认为,社会危机产生的根源是天理与人们行为的相互脱离,因而只有把普遍真理与吾心融合在一起,用内在的自觉替代外在的强制转化,从人的内心进行规范才能更好的规范主体, 在王阳明看来,作为外在天理与吾心相融合的良知,既内在于主体之中,又构成了普遍的规范。①因此,把良知作为行为规范的准则,世人的一切言行也就会按规范进行,自然符合传统正统纲常的伦理规范。

  理论背景。现实问题愈演愈烈,社会危机不断加剧,理学的作用大不如前,王阳明开始把目光投到理论问题上,对思想意识形态的问题开始重新思考。首先,王阳明质疑理学的“析心与理为二”,指出朱熹认为人之所以为学者,只是心与理而已,但难免会导致学者析心与理为二之弊,使后世产生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而不知心就是理。其次,王阳明对理学的批判指向对“知”与“行”的分离。在他看来,理学的特点是将穷理仅仅限于知的阶段,而不付诸于行,使之与行相分离了,导致世人多知而不行,空讲仁义,却无实际的道德践履。最后,王阳明十分强调去人欲,王阳明把它看作是“致良知”的前提。他认为,减得一份人欲,便复得一分天理。对理学的批评思考,对陆九渊思想的继承,为王阳明心学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为王阳明思想建立心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对阐述“致良知”思想提供了理论前提。

  二、“良知”的内涵

  从思想渊源来说,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是从孟子和陆九渊那里继承来的。但他对于人的“心”、“本心”或“良心”的解释,内容更加丰富。

  首先,他认为“良知”是一种人人都有的道德本能,是与生俱来的。“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传习录》下),强调了“良知”是上天赐予的,是不能而学,不虑而知的。

  其次,“良知”又被看作是封建社会的道德准则,是人人应当遵守的天理。王阳明继承陆九渊“心即理”的思想,认为“良知”就是天理。他认为,仁义道德这些“天理”都在人们的心中,所以“良知”就是道德准则。同时他强调,“良知”就是“尔自家的准则”,是人们须遵守的在道德规范。

  再次,王阳明认为“良知”具有道德上判�嗌贫竦哪芰Α6�这种判断善恶的能力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能判断他人的言行善恶,做出客观的道德评价,促使社会风气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二是“良知”能对自己的言谈举止进行自我认识和正确评价。并且这种判断是非的能力,是一切人所共有的,是圣人贤人和愚夫愚妇所共有的。因而,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善恶,自己就能做出正确判断,“知善知恶是良知”正是突出了“良知”的这种作用。

  最后,王阳明认为,既然“良知”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从而“良知”也就具有了促使人们从善去恶、改恶从善的能力。在王阳明看来,人们在道德选择上,又会有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因而他特别强调发挥作为道德意志“良知”的作用,认为只要人们的“良知”能够“发用流行”,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就没有任何事物能阻碍人们弃恶从善。在行为选择之前,“良知”有知善知恶的能力,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到善恶;人们在多种境遇的道德选择中,“良知”有择善去恶的作用,特别在两难之中,促使人们选择“善”作为行动目标;在行动之后,“良知”能追悔过失,从而促成人们走向“改恶从善”的目的。②

  三、“致良知”的内涵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与生俱来的,能使人“知善知恶”,能使人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正确评价,指导人们的行为选择,促使人们弃恶从善。但,现实社会中不少人不能知善知恶,不能做出正确评价,不能改恶从善。“致良知”学说,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最难回答的问题而作的。

  首先,“致良知”就是通过对人的“良知”的自我认识,使人们能“体察”到“物欲”、“私利”是使自己“良知”昏蔽的主要原因,从而培养出一种道德上的自觉的能动性,以时时保持或恢复“吾心之良心”的“廓然大公、寂然不动”的本性。

  其次,为了达到“致良知”的目的,必须强调“致”的功夫,只有正确运用了“致”的功夫,才能使“良知”的自觉的能动作用得到真正的发挥。以往,理学家们喜欢引用“致知在于格物”,认为要达到致知的目的,必须要从格物开始。而王阳明另辟蹊径,将“物”看作是人的某种道德行为或者是关于某种道德行为的“意念”;王阳明将“格”总结为“正也”。因此,“格物”就是要在人们对道德行为的反思中,清除邪欲、恶念,使昏蔽的“良知”恢复,把已经放走了的“心”再找回来,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天理;“致知”就是要使吾心能恢复本然的“良知”;而“良知”就是封建社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天理”。所以,“格物”和“致知”是把“心”和“理”合二为一了,这也是“致良知”的最终目的。   最后,王阳明特别强调在自我认识中的“省察克治”之功,认为它是自我认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道德修养的一种最重要的方法。在“省察克治”中,一个人与天俱来的、能知善知恶的良知,必须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去廓清任何已经萌动了的私心邪念。就实际意义来说,这已经是一种很重要的修养功夫了。在王阳明看来,不论什么人,也不论其有多少知识,只要能将私欲克除,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

  四、“致良知”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种内在的道德拷问机制。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弱化了对自身良心的拷问。对利益的追求固然是好的,但只为自己谋求利益不考虑别人的做法,不仅仅对个人的发展没有益处,而且增加了社会发展的成本。所以,个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如何和谐共生的发展,人是群居生物,世人应多考虑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谋求共生,这就需要人们接受内心的拷问,接受内心“良心”的拷问。亏心之事必受良心的折磨,只有让“良知”指引世人的言行,社会才能和谐、融洽,人与人之间才能共生共赢。

  一种转化成个人内在自觉的过程。知行合一的落脚点知之必行,是王阳明在实践中得出的思想精华,它要求我们知道、懂得便努力去践行。现如今,我国大力倡导对思想道德的培养,加强了道德对各行各业的规范作用,学校亦是如此,学生懂得诚实守信、勤劳勇敢、热爱祖国等优秀的传统美德,就要把这种“知”落实到“行”中,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仅仅是停留在课本上对道德品质的学习与了解,更多的是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才是“知行合一”的真正初衷,切莫阻碍“良知”本性的呈现,以免造成“恶”的产生。所以,世人在学习思想理论的基础之上,加强在日常的生活中进行思想道德实践,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在将道德理论进行内化时,需要做到:内在的良知不是生拉硬拽,而是源于自身,使其真心自然流露出来。注意区分主观态度,不能因怕违背道德规范而损失自身利益才去遵守,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使内心真正意识到加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主动按照“良知”的要求行动。一旦正确的道德�^念在心中树立起来,道德规范就会自然而然变成分内之事,正如“良知”只是“自家的准则”。通过教化教育,使具有“正能量”标志的道德观念潜移默化到每个人的内心,成为内在的良知,这也正是将道德教育真正落实到实践中。这不仅仅有利于个人成为品德高尚的人,还有利于实现国家的发展,保障国家根本利益的实现,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

  注释

  ① 孙兆宸.探析王阳明致良知的内涵[D].辽宁大学,2012.

  ② 罗国杰.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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