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网站
当前位置: 主页 > 收录文章 > >详细介绍
资讯信息

“高薪养廉”的伪因果关系论证

时间:2019-04-06 来源:《才智》杂志 作者:admin 点击:

  [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腐败现象已经不容忽视。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目前已实行“高薪养廉”制度,成果显著,“高薪养廉”也因此引起广泛关注。高薪能否促进政府官员廉洁,至今在学界仍是莫衷一是的问题。本文旨在分析“高薪养廉”的因果逻辑关系,探讨薪酬高低是否为公职人员廉洁与否的原因。

  [关键词]:高薪养廉;新加坡;因果逻辑

  作者简介:吴诗榕(1996.09-),女,福建人,首都师范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89

  一、“高薪养廉”的内涵

  “高薪养廉”是外来词汇,近六十年来众多学者对其进行阐释。其中何冲在《论“高薪养廉”在我国的不可行性》一文中对“高薪养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 “高薪养廉”是指一种针对公职人员、国家干部所提出的,通过给予较高的薪酬,使他们既能保障自身的基本生活需求,又可以做到在此基础上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从而防止公职人员及国家干部利用职务之便,利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并辅以严格的监督体系、严厉的惩罚机制,从而杜绝贪污腐败行为的举措。[1]

  二、近年来,学界“高薪养廉”的支持者对“高薪养廉”的主要论据

  首先,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出发,提高公务员待遇,“高薪养廉”满足其生存需要和经济需求。[2]“高薪养廉”是合理贡献的需要。由于公职人员在对政府的管理当中发挥的作用和工作价值并没有其它行业的从业者那么直接而明显,于是给公职人员以高薪,不仅是对其工作价值的一种肯定,也增加了其面对贿赂时的抵挡能力。

  其次,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政府官员在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中扮演经济人的角色,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追求自身经济效用最大化。当腐败行为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时,当事人选择腐败;而一旦腐败行为的预期收益小于其成本,当事人便会选择清正廉洁[3]

  最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尤其是近十年来新加坡高居《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前十位,为“高薪养廉”的必要性提供了较好的实例。

  三、“高薪”与“养廉”存在伪因果关系

  基于以上论据,现在便形成了这样一种这样的逻辑:“高薪”可以“养廉”,二者间存在因果关系。然而,通过分析表明,“高薪”与“养廉”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一)“高薪养廉”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不相匹配

  “高薪养廉”的逻辑起点是满足公职人员的需求,使其能够专注于自己的事务,不受诱惑。而“高薪”是否真的能做到彻底满足他们的需求呢?诚然,“高薪养廉”制度能够为公职人员自身及其家人的生活提供一定的保障,但需要注意的是,人除了具有“经济人”属性之外,还具有社会性,具有对于安全、尊严、社会地位的需要。这些需要满足的基础的确是经济需要,但我们不能因此只强调经济的作用。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最高级的需要,要求人们能够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事务,将自己的潜在能力充分调动、发挥,最后达到人们所期望的样子。[4]“高薪养廉”只强调物质而忽视了精神,它仅仅是满足了人们的经济物质需要,却无法解决最高层级的需要[5],公职人员仍会因为其社会性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而滥用手中的权力,从而滋生腐败。

  (二)“高薪养廉”在风险收益权衡的运用中存在阙值

  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不难得出,当行政人员收入太低时,他们对风险存在较大的偏好,愿意冒风险去获得违规收益;当收入较高的时候,行政人员对风险的偏好就明显下降,当监管严厉起来的时候,风险成本之高会让官员对风险更加望而却步,而选择稳定的正常收益。然而,梁登峰、杨益民等学者在《高薪养廉的效用模型分析》中,采用VNM期望效用函数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通过对模型的分析与讨论发现,高薪养廉政策仅在腐败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时才行之有效,此时通过制定相应的薪金标准,可以有效防止腐败。但一旦腐败收入处于较高水平,欲壑难填,高薪也无法养廉。[6]可见单纯的高薪并不能完全杜绝腐败现象的产生,因为这部分高薪对行政人员个人来讲,风险和收益比还没有达到一个阙值,只是消弱但是断绝不了贪腐的动机。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完全预估公职人员贪腐的风险和收益是不可能的,所以从风险效益权衡的角度出发,为公职人员提供高薪以期能达到廉洁的效果,对于政府本身而言,难以获得正面效益。

  (三)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地区的廉政并非纯粹“高薪”的结果

  当前,新加坡政府的清廉指数排名居于全球前十,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其与“高薪”一词相关联。然而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新加坡政府通过发放政府奖学金或者给予公职人员高薪的形式,来确保精英政策的贯彻实施,新加坡的“高薪”,出发点是为了将精英人才留在体制内,而非“养廉”。事实上,在新加坡给公务员高薪之前,就已经走在了不断追求廉洁的道路上。新加坡卓有成效的廉政始于1959 年,当时的政府通过加大腐败惩罚力度、压缩执行人员的行使权力等雷霆手段,促使反腐取得了较大进展。1972 年前,新加坡的高级公务员非但没有高薪,反而一度减薪,直至 1972年薪资才有所提升。1993 年,政治任命的职位和公务员体系开始提薪。部长的年薪与私营业界收入最高的极少数人挂钩,如今达到百万美元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这成就了“高薪养廉”的传说。[7]除了较高的工资收入,新加坡还为公职人员建立了以退休前的廉政行为作为期权条件,由政府和个人共同承担的期权制度——中央公积金制度,这是一种集住房、养老、医疗和家庭保障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保障制度。只有符合条件,退休后才能一次性支取逐年累积的高额公积金。与此同时,新加坡还设定了极高的贪腐惩罚标准,提高了贪腐成本。一旦公职人员贪污,就会取消个人应得的养老金和公积金,这导致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往往“得不偿失”,并且受到道德谴责与法律制裁,因此公职人员不愿意以如此高的代价谋取不正当利益。再从逆向思考这个问题,一个腐败程度严重的国家,又是否真的有条件为公职人员提供所谓“高薪”呢?与其说是“高薪”使得新加坡的公职人员选择了廉洁行政的道路,倒不如说是因为反腐成果的取得,提高了总体经济水平,才成就了今天世人所见的“高薪养廉”,配套以相应的监管措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四、使“高薪”得以“养廉”的配套措施

  由上可知,单纯向公职人员支付高薪水并不能真正做到使其完全杜绝腐败,“因为提供高薪所以公职人员行政廉洁”或是“高薪可以养廉”的逻辑是不成立的,高薪仅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减少贪腐现象起作用,薪水高低与否同公职人员廉洁与否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该怎样让“高薪”发挥出真正的效果呢?

  (一)改革管制,提高市场化程度

  尽可能减少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将政府的职权限制在宏观调控的层次,从而形成更为开放、透明的市场,减少信息不对称以及寻租空间。管制少,市场化程度高的社会往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公职人员的收入自然也就得到相应的提高,形成较好的循环。

  (二)进行完善的存档,建立严谨的监督、反馈、惩罚体系

  将每个项目进行系统的存档,明确每个步骤审批的责任人,真正做到每一个环节都有据可依。对公职人员进行严格监督,对贪腐现象的举报给予高度的关注和积极的跟进,若贪腐事实成立,则从严处理,绝不姑息,以此提高公职人员的贪腐成本。

  (三)促进事业归属感的提升,强化公共管理伦理意识

  注重公职人员在职期间的知识以及专业技能培养,并尽可能使其专业知识得到最大化利用,为其出入公务员系统和在政府机关之间调动降低门槛;完善竞争机制,量才用人,将升职加薪和工作表现直接挂钩。将公职人员的“职业”转为“事业”,使其获得充分的事业归属感。除此之外,从人的道德存在出发,营造良好的约束行政人员贪腐的社会氛围,唤醒其道德的存在,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培养公共管理伦理意识,构筑从内而生的自觉抵御腐败行为的心理防线。[8]

  五、结语

  高薪仅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减少贪腐现象起作用,但是单纯向公职人员支付高薪水,并不能真正做到使其完全杜绝腐败,要想让“高薪”发挥出真正的效果,仍需辅以提高市场开放度、完善制度、唤醒行政人员道德等一系列相应措施。在反贪反腐的道路上,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何冲.论高薪养廉在我国的不可行性.法制与社会, 2006 (18) :135-136.

  [2]王旺杰.腐败产生的心理原因与预防对策——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J].改革与开放,2013 (8) :30-31.

  [3]原永宁.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及反腐败的经济对策[J].山东经济, 2006 , 22 (5) :18-21.

  [4]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5]尚林.“高薪养廉”是对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误用[J].党政干部学刊, 2012 (8) :81-84.

  [6]梁登峰,刘福林,杨益民,于欣言,秦乐洋.高薪养廉的效用模型分析[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 2012 , 42 (4) :24-28.

  [7]陈济朋.新加坡“高薪养廉”实情.2014

  [8]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关于才智 | 建筑期刊 | 收录文章 | 投稿须知 |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
主管单位:吉林省行政学院高新技术人才市场    主办单位:《才智》杂志社 国际刊号:ISSN1673-0208   国内刊号:CN22-1357/C   邮发代号:12-344
才智杂志社版权所有@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本站资料